编辑部构成
主管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主办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编辑单位：《英语研究》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仁强 王鲁男 王 寅 王明树 李小青 刘玉梅 严启刚 肖 谊 张旭春 罗小云 祝朝伟 胡安江 姜 孟 曾传芳 董洪川 廖七一 熊沐清
主 编：董洪川
副主编：李小青 文旭（特邀）
编辑部主任： 郭建辉
作为翻译专业学位教育重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黄友义先生就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的现实基础、历史逻辑、顶层设计，当前翻译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出路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新时期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译时原文的生命气息需借汉语再次“现身”。在汉译生命气息的短语、小句、复句、句群四级语形表征中，短语是汉译生命气息的构件，小句是其引擎，复句是其组合，句群是其汇流，四者重构了原文的气息，使原文得以再生。
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让我们进入智能共生的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翻译行业、翻译学科和翻译教育的契机。认知翻译学以“跨文化的具身认知迁移和转化”这一新的翻译范畴界定，试图统合多模态和多媒介介入的多样化翻译活动类型，探索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共生背景下的翻译研究新范式。具身的认知翻译学与人工智能的共生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以具身性级阶为基础可以重新认识机器翻译系统的演进和人工智能翻译系统的进步；(2)具身认知能力是译者评估人工智能翻译系统产出，并在人类和AI智能体之间实现主体间性交互的基础；(3)人工智能翻译系统的大规模、高效率、高质量产出能力反向凸显了“语言转换属性”之外的具身翻译活动属性和特征，包括翻译的社会文化协调属性；(4)以具身认知为核心，将人工智能纳入“语言—认知—社会心理—文化”一体的教育体系，创新翻译教育模式，从而有效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培养新型翻译人才。在智能共生时代，人类翻译是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具身认知实践，是在新形势下更具担当的社会文化演述活动。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肩负着促进民心相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本文基于笔者团队多年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和研究的体认，剖析了当下外译过程中译文生成与译本接受中的典型问题。本文提出，从译文生成端来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外译实践应关注译者素养、译者模式和叙事重构等关键问题，以打造优质的外译文本。从海外接受来看，应深度研究外译接受历程中的变异问题，把握外译接受的客观规律，纠正现存的认知偏误，以促进中国儿童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效果，更好地塑造全面客观的国家形象。
中国对外话语的翻译与传播是当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近年来，该项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着吸引力不足、翻译策略不当、受众共情较弱的问题。目前的研究缺乏系统建模和数据分析，多学科、跨领域的文理协同不足。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达到跨文化共情对等，以实现精准传播的目的，是目前学界和实践领域探索的热点方向。本文通过耙梳翻译研究中“对等”的概念，提出“共情对等”,即根据受众的需求和定位，从语言、交际、符号等多个层面，并基于意义、情感和声画等多个层次和渠道，形成具有情感共鸣和认知共情的多模态译语内容，同时综合利用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等技术构建“共情对等”,以期为当前中国对外话语的翻译与传播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本文从跨文化研究视角论述20世纪30年代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对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的翻译和跨文化阐释重构。主要分析：(1)韦利中国古代思想阐释的历史学和汉学基础；(2)韦利的中国古代思想跨文化阐释方法论；(3)韦利的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翻译与跨文化阐释重构的四种方法。韦利对中国古典文明的现代跨文化阐释重构划时代的价值在于：(1)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抵制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古代思想典籍从语文学翻译提升到历史翻译—阐释，具有欧洲汉学范式变革意义；(2)将思想还原到具体、真实的历史境遇之中，恢复众流归海、异中趋同的思想流变大势，借以探源文明的精神生命律动和道体构架，开辟了一条中西方文明跨文化对话的新路径；(3)独创了有别于欧洲传统汉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翻译—阐释法；(4)借经典的历史还原和谱系重构，以文明的道德本质为归旨，澄清了中华儒家文明的道源、道体和道形。
海登·怀特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阐释和理解，为他建构元史学的历史诗学奠定了事实依据和学理基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编纂，既是怀特元史学历史诗学的有力例证，也是他建构历史诗学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怀特以《历史哲学》为线索，深入挖掘并借鉴了黑格尔《美学》《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有关历史诗学的理论资源，并通过对当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现代主义文学、当代人类学等学科学术视野的参照和创新，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诗学的超越。本文探讨怀特的历史诗学与黑格尔的历史诗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阐释怀特对黑格尔历史诗学的创新性发展路径，力图为历史诗学研究拓展新的学术空间。
本文解读了当代美国作家珀西瓦尔·埃弗雷特的小说《詹姆斯：一部小说》,揭示作家如何借“新奴隶叙事”形式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展开跨文本对话，重新塑造被边缘化的黑人逃奴形象及其书写主体性。小说围绕逃奴吉姆的写作实践展开，将其逃亡经历与书写行为交织在一起，呈现他对自由的渴望及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以逃奴为叙述者的叙事策略，延续了19世纪美国奴隶自传的叙事传统。与此同时，吉姆在叙述中对多部奴隶自传进行阅读与反思，进一步拓展了这一传统的表达空间。此外，小说通过吉姆被迫参与黑脸滑稽戏表演的情节，借演员与观众角色的错置与互换，以戏剧性的反讽揭示奴隶语言背后的规训机制，直指奴隶制度下种族身份的社会建构本质。
怀旧在现代化进程中已演变为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分析了现代怀旧书写形式及社会文化动因，重点探讨了“帝国主义怀旧”“帝国怀旧”和“烟囱怀旧等概念”,揭示了怀旧情绪成为现代集体情感结构一部分的过程。帝国主义怀旧通过美化怀旧主体的政治诉求，浪漫化帝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情感联系，维系帝国文化意识形态霸权；帝国怀旧则从殖民地的视角，剖析了帝国权力“权威和顺从”的内化过程；烟囱怀旧通过工业废墟的再利用和工业遗产的展览，试图重塑社区集体感和自豪感，以达到政治权力再分配。这些怀旧形式涉及集体情感实践，通常基于对过去权力、繁荣和秩序的美化记忆，以及对当前政治、经济或社会状况的不满。它们实际上掩盖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下所存在的压迫，达成了工业文化与右翼政治的某种同谋。
科幻作家对未来城市的想象种类繁多：星际之城、科技之城、迁移之城、灾难之城、荒芜之城等，不一而足。对城市的构想是未来世界建构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有力回应。本研究通过比较中国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与韩裔美国作家李昌来的《满潮之海》中区隔性城市空间及其小说主人公的跨界之旅，剖析这两部恶托邦小说中流动性对区隔性空间中的人或社会带来的可能转变。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运用独特的审美意象，表现了非裔美国人痛苦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及对自我与群体完整性的不懈追求。《宠儿》经历了从毁灭到重生、从受害到调和的发展过程，在审美层面上从崇高走向了优美，从而形成了崇高与优美共存一体的综合审美形态，二者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交织。《宠儿》中“弑婴事件”与宠儿幽灵的描写，体现了恐怖性与毁灭性的崇高感；双重性意象及“黑白和解”和“铁链帮”的共同体书写，凸显了再生性与和谐性的优美感。《宠儿》中崇高与优美的交合具有深远的隐含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J.M.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殖民暴力进行了深刻的文学想象与反思。基于库切非洲后殖民文学重要作家的身份，学界主要聚焦该作品对帝国文明和殖民暴政的批判这一人文主义主题。然而，从隐性叙事进程的视角出发，可清晰捕捉到一股抑制人文主义主旨的怀疑主义叙事暗流。该叙事暗流与显性情节发展相互补充和制约，展现了南非白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南非内战时期的伦理困境，传达出他们对自身身份既抗拒又同谋的情感结构，进而揭示了南非自由主义身份政治的实践困境与认知悖论。本文在解开小说主角行政长官收留蛮族女孩之“可疑动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叙事文体的角度，考察小说隐性叙事进程的展开，并深入探讨其所蕴含的文本审美价值及社会历史认知意义。
本研究从认知语法的意象图式和自主—依存联结理论出发，分析了汉语名谓构式的认知机制，并将其与相近构式如同位语构式、[是]字句等的认知机制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1)名谓构式中的两个名词N1和N2仍然表示事物，属于名词的范畴，并非其他学者宣称的动词或形容词。(2)事物可以在较长的时间阶段在空间中发生状态方面的变化，因此N2也可以有时体方面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N2可以理解为传统句子的谓语成分。(3)与其他句式对比的结果显示，名谓构式在相关的句法连续统中介于同位语构式和[是]字句之间，属于事物向过程的过渡阶段，尚未步入句子的层次，因此名谓构式不宜作句子看待。
语言学界对连词“and”关联构成假拟祈使句现象(如“Come closer and I'll shoot.”)争议颇大，然而鲜有研究采用真实语料、跨越句子对该现象进行探讨。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功能观和系统论，选取enTenTen18语料库中动词短语-and-陈述句联为语料，从语篇语义视角出发，探讨假拟祈使句在不同语篇语境下的语义解读及其语篇合谋功能。研究发现：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为假拟祈使句的语义分化提供了资源配置；在语篇元功能的促成作用及其与人际元功能的合力作用下，说话人受语篇意图和语境变化的驱动选择不同的假拟祈使句来组构语篇；假拟祈使句在自然语篇中具有获得首位突显、与if条件句等形式同义置换、引出新话题的作用，能为人际语义潜势多样化体现提供语法资源。
外语教育不是一个单学科领域，而是一个牵涉若干学科的复杂系统，不能单纯从广义或狭义的应用语言学视域来理解，也不能单从外语教育传统话题来界定，而需要从超学科研究的视域来认识。本文立足外语教育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时代背景，引入超学科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外语教育学的研究范围与视角。笔者认为，超学科研究视域的问题导向性适合用来回应外语教育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并指出，外语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至少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从而全面而系统地推进、深化其理论与实践。
本研究聚焦高校外语教师教育者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角色定位，探讨如何通过高校与一线教师协同合作，助力基础教育外语教师将静态的课程育人蓝图转变为动态的课堂教学实践。本文重点探讨基于学习共同体合作研究的好处、挑战及解决方案，突出强调课例研究在新课程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师教育者通过与一线教师合作，以课例研究为抓手，推动课程改革的深化与创新，在重塑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正>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中小学外语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上外)首席专家,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外国语》主编,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Cognitive Linguistics等国际期刊编委。2001年获“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9年获“上海市领军人才”称号,2017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计划,2018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期从事认知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